1.这是一本东方天书

江苏省连云市锦屏山

1981年4月4日，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在北京的中国考古学界的第一流学者集中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望着贴满四壁的拓片，许多老先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拓片来自连云港锦屏山的将军崖。三组岩画、100幅图案，涉及天文地理，跨越五千年历史。 现在的鉴定讨论正式开始。人们一齐把目光投向现代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20年代就从事田野考古而今唯一健在的学者苏秉琦老人。这位摸摸陶片就道出遗址年代的资深考古学家今天讲出的第一句话竟是：           “这是一本东方的天书！”             天书！难以释读的天书！

将军崖岩画A组画面

苏秉奇先生还说，我们过去大多喜欢把眼睛盯住中原，而对东方的原始文明所知甚少。目前，被称为民族摇篮的中原大地还没有发现一处原始岩画，大海边上却出现了一大片新石器时代的石刻。 苏先生的话不啻是说，中国大陆除了一个黄河文化摇篮以外，还有一个沿海文化带。 这个沿海文化带正是太平洋文化圈中最大的一个弧。这本东方书是这条弧上闪耀着的原始文明的灼亮的光点。       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考古兴起，许多学人对中原地区的古文化遗迹作了大量的发掘工作，成为长期以来过分强调“中华文化黄河中心论”以及“中原文化辐射作用”的学术依据，从而忽视了对边远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原始文化的关注。

将军崖岩画中的尖顶头饰的人面

与之相反，中国古代的著述家历来重视沿海地区的上古文明。比如，司马迁记载五岳时以东岳为首；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书《禹贡》中所说的九洲，一半以上在沿海地区......     将军崖岩画在海边发现，并非偶然。将军崖，因相传有一幅人、马的刻画凿于崖壁而得名，地处苍翠绮丽的锦屏山脉。这锦屏山环绕在海州城的南郊，犹如古城的一架锦绣的屏风。       锦屏山脉，绵延9公里，绕山一周，约28公里。高岭雄踞，岩墙峻拔，冲沟宽阔，草木扶疏。将军崖在锦屏山南麓北侧,是一座海拔17米的断崖,崖下有一块长40米、宽20米的平整光亮的黑色岩面。东方天书就镌刻于上。画面的四周，有桃花涧、千条涧、蚂蝗涧萦绕而过，像是为这本“天书”岩画镶上了素色的绫边。   这帧珍贵的原始画卷倚在这静謐的山峦上，沉睡了五千个春秋，一直鲜为人知。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我在一次全国的文物工作会议上遇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教授，向他讲述了将军崖的石刻。会后，史先生奔赴将军崖，确认了这幅原始岩画。

连云港将军崖岩刻中的文面

为了集思广益，充分认识将军崖的价值，国家文化局古文献研究室召开了鉴定会议。       4月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了这一重大的发现；4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将军崖岩画的拓片；4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我推断将军崖岩画年代的考证......        4月8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吴汝祚教授转给我一封美国业余考古学者海格的信，这位热心考古学的飞机工程师在信中说：将军崖岩画画面上的图像与美国北达科他州一个靠近格林印地安人部落的圆盘刻上的刻痕十分相象。美国的学者一向重视《山海经》中关于大禹派健行人竖亥丈量地极的记载，因此认为，两地岩刻的相象，当与东方人的迁徙乃至类似竖亥那样的健行人的到达相关。 有人说，看！这本“东方天书”在地球的另一面居然有它的翻版！        中国新闻社会将军崖岩画的发现发布了正式的消息报道；《日本著作年鉴》编委会宣布将军崖岩画为本年度最重要的发现。                      “东方天书”轰动了中国，也轰动了世界！ （右图：将军崖岩画中的无四肢人体）

2.岩画中的东方女神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的人面和禾苗

太平洋岩画以人物为第一主题，大量的人面和人体在原始艺术之中十分突出。    可是，在这些人物形象之中，能够明确其身份，甚至姓名，而又有史籍可堪印证的，实在是太少了。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有一位有名有姓的大人物，而且是一位女人，一位东方的女神。    这位东方女神的名字叫女娲，别称女皇。在古史传说中，与她关系最密切的是伏羲氏，但与黄帝、炎帝、精卫、女娃、后羿也好像有着许多紧密的关联。《楚辞》、《淮南子》、《路史》、《太平御史》等史书皆描述了这位“能补天”、“能造人”的东方女神。     屈原的《天问》说：“女娲有体，孰能匠之？”王逸对屈原的话作了注解，说女娲人首蛇身，古代绘画中几乎所有的女娲形象都是人首蛇身。屈原所说的女娲之身体，指的也就是她的蛇身。    屈原、王逸乃至汉画像石的作者所认识的女娲形象，根据是什么，来源是什么？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的女娲图正是“女娲之体”的最早形象。

河南南阳画像砖中的伏羲和女娲

将军崖岩画上那体形最大的女娲，头饰繁丽，额前有着相对成菱形的复线三角纹装饰，显然是对原始部落中女首领头饰的描摹。她用各种精美的玉石、骨、角、蚌、牙等工艺制品穿成一串，扎在头上。这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标识。女娲的头饰尤其非同一般，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女娲有着最高的权威。她集首领、巫师于一身。古史传说中的炼石故事就源于她那额前光彩斑斓的装点，将军崖岩画上那些刻画头饰的图案与写在炎黄子孙心头上的那些能抵御洪水的“五色石”紧密相连。     所谓补天，实际上是治水，这就是所谓“下雨不停祭祀女娲”的缘由。将军崖岩画中的星象图和三个太阳图都与女娲的本事有关。所以《盘古篇》也说：“女娲补天，射十日。”     女娲的头饰有这么多的涵义，她的躯体也有着深邃的寓指——

山东嘉祥武氏祠东汉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及小人像

将军崖岩画上的女娲面像正中有一根线条通向大地，反映了她的用縆索造人，也映照了《山海经》所说的女娲之肠。在将军崖岩画上，在这个石器时代的岩刻女娲像上，造人的草绳和肠子替代了女娲的躯体，也寓指了原始先民对土地的信赖关联。在屈原眼中，女娲的身体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到了汉代画像石的作者手下，绳子和肠子又变成了蛇身。千百年来，许多学问家，《楚辞》的注释家，汉画像的研究家，都曾苦苦地思索，这位东方的女神，为什么会有个蛇一样的身体？将军崖岩画中的女娲像就是一个最形象的也是最有证力的答案。        将军崖岩画中的东方女神，连着太阳星象，连着大地禾苗，连着风雨，连着凤鸟......这一切都与农业部落的利益息息相关，包括她的壮举以及她的壮举以及她的造人方法，都说明这位东方女神是大地的女儿。        将军崖岩画画面中的女娲像是这位东方女神在原始人类艺术中的唯一的身影。

反映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殖意识的绘画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A组中的女娲形像

3、女娲和她的子孙

    女娲是古史传说中的造人女神，子孙一定不少。可是，我们翻检史籍中的有关女娲的家谱，却难以找到与她有明确“血缘”关系的部落和氏族。甚至关于女娲的性别和婚姻关系，“诸子百家”也大多说不清楚。
    《风俗通义》说，女娲是一位在还没有人的时候，就用黄土和绳子造人的神，可见女娲并没有什么性特征乃至婚姻关系；
《山海经》说，女娲用自己的肠子化育生人，这似乎是明白地说女娲是一个女人，有过婚姻关系，和自己的子孙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
    《春秋运斗枢》说，女娲和神农以及伏羲并列为“三皇”，如此，女娲又好象是个男的；
后人在注释经典的时候，有时候说女娲是伏羲的女皇帝......
到了东汉时期，人们在画像石上充分地表现出了女娲和伏羲的婚姻关系：几乎所以的画像石墓的门柱上乃至祠堂的额石上，伏羲和女娲皆并列相向，蛇形的下身缠绕在一起，伏羲举着一轮太阳，女娲举起一盘月亮，此可谓——性别特征明确，婚姻关系清楚。
可是，史书中始终没有指明谁是女娲与伏羲的子孙或后裔。《吕氏春秋》在《孟春记》中记述伏羲时，不谈伏羲的子孙，只提出少昊的一位名字叫重的后裔，说是伏羲的辅佐之官。
令人欣慰的是，汉画像石毕竟成了女娲的身影、性特征以及婚姻关系的实物佐证。这大大地为贫乏的史籍资料补上了浓浓的一笔。
可是，女娲的子孙呢？是什么样子？
    《山海经》的《大荒西经》记载女娲的肠子化成了十个神人，他们在“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大荒西经》是《山海经》中成书较早的部分，未经后人的篡改，是较为可靠的具有原始性的资料，最接近于早期先民关于女娲的古史传说。然而，几千年来，没有人能够在释读的基础上扩充这项资料，更谈不上有直观的图像实物去证明这项材料，所谓十个神人一直被认为是个消失与历史隧道之中的千古之谜。
五千年前的将军崖岩画面世，把这个美丽的传说推向当今，十位神人的身影终于直面包车20世纪的人生。
    将军崖岩画A组的画面，除了最大的人面女娲以外，恰好还有十个人像。这些人像有着鲜明的共性，但也都有着突出的个性。他们都比女娲的面像小；都有着用带心圆圈纹表示的双眼；大都有着用直线组成的不同图案的头饰......

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C组中的人面和符号

网纹头饰在十个人像中占多数。众所周知，网纹图案和三角形菱纹一样，是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题纹饰。它鲜明地标示了将军崖岩画画面中人物所生存的地域特色及其所依赖的渔猎经济的生产方式。其中有的网纹头饰的人面还有线条与大地或禾苗相连，它喻示了农渔共存的复合经济模式。就是说，在同是网纹头饰的人面图案的构图上，也分别地反映出人物所处的经济形态不同，其代表的部族也不同。 三角形头饰也是将军崖岩画人面的特点，除了女娲的头饰以外，A5、A3、A7、A8等的头饰中都有三角的成分，这也显示了不同部族有着共同的意念。三角形纹饰不仅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纹饰中常见，在新近发现的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象牙雕刻蚕纹蛊形器的刻画上也能见到。它与将军崖岩画中人面头饰的刻画十分接近。蚕桑与农业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现存的资料证明，在世界各国的原始遗存中，只有中国和韩国有关于蚕桑生产的资料。     十个人面都有文面的线条，但决无一处雷同。有的是直线，有的是斜线，还有的是曲线和交叉线，这意味着他们在信念、喜好和盼望上有着重要的区别，更反映出他们中间有着远近不同的血亲关联以至不同的氏族分支的归属。

连云港孔望山造像中的《九人叠罗汉》拓片

有一个人面A11，没有脸框，它是被考古学者称作兽面纹的最基本的图案，这种与兽面纹相近的人面，也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常见的纹饰。黄河下游日照两城镇遗址中出土的玉锛上有这种图案；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琮上也有这种图案。证之以古代文献，我们知道，制作这些图案的先民都是东夷族的分支，两城镇和将军崖地区是东夷族的早期聚居地甚至是起源地，长江下游则是江南夷先民的栖息地。 将军崖岩画中有个独一无双的人体，它有一个圆的人头，两个点表示眼睛，一个点表示鼻孔和嘴，这是最简单的表现人面的方法。头下也是一个最简单的躯体，没有上肢和脚，显示出表现人体手法的原始性。 几乎所有的人面的近处，都有一些圆点符号，有的两个点，有的三个点。它是各个部族先民祭祀祖灵的遗迹，也有标示各个分支人数的涵义。 以人物为主题的将军崖岩画A组画面，不仅是女娲和她的子孙们的留影，也展示了东方氏族大家庭的历史生活、文化风韵乃至亲缘情结。

4.刻在石头上的禾苗

    人面像与禾苗图案相连，是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最显著的特点，在拥有上千万幅画面的太平洋岩画群体之中，这样的画面也仅仅只此一例。
    如此特别的画面，反映了将军崖地区的先民与农业生产经济的紧密关联，对大地的依赖成为他们的一种坚执的信念。禾苗的生长、装机的收获是一个原始农业部落的最主要的生命线。
禾纹图案，或称农作物图案，因为同类的图形在云南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片上也有出现，被称作禾纹。云南是人类栽培稻的早期产地，这种禾纹正是原始稻作在艺术上的反映。在其他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大陶器上，也有一些植物纹饰，但较多的还是叶纹，作为原始农业的标志性纹饰，较之于叶纹、禾纹无疑是最突出而明确的。因为栽培稻作是人类经济史上农业萌发的最醒目、最有证力的里程碑。
将军崖岩画画面中的农作物图案有两种，一种是禾纹，高昂16至关重要4厘米，宽18至46厘米。少的只有四根线条，多的有八根线条。另一种实际是谷穗图案，高39至46厘米，宽26至45厘米，上半部呈三角形，中饰横线。有的农学家曾怀疑上半部是地面上的禾苗，而下半部则是地底下的根须。可是，从岩画图形学的角度分析，它显然是一种稻穗的变体图案。
    几乎是完全写实的稻穗图纹出现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盆上，将它与将军崖岩画中的稻穗纹比较，在造型尤其是构成要素上的共通是很明确的。
与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炭化稻米一样，将军崖岩画东侧约一公里的著名的二涧村遗址中也曾采集到含有栽培稻壳的红烧土。重要的还有，将军崖岩画所处的山区，至今已有大面积的野生栽培稻的生长地点被发现。历史上野生稆稻的发现也有多例，甚至被载入地方志。这种被称为野生稆稻的种子容易脱落，但休眠期长，在地里可以两三年不烂，条件适宜即可重新出苗，可以不种自生。显然，它是产生栽培稻的最好的条件，是原始先民开辟原始农业、经营稻作的基础。
     将军崖岩画所在的山区正处于一个具有良好的适于稻作的自然条件中。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指称这里的土地肥沃疏松，而且记载了这一地区早期的田间沟洫和在当时很进步的农作技艺。
     岩画制作时代的将军崖地区，气候温暖而湿润，一种只适宜在相当与今天浙江一带的气候条件中生长的假轮虫，其化石却在将军崖岩画的附近被发现。因此，岩画制作时代的气温和鱼量皆比今天高，所以也更加适宜于水稻的生产。
     凡此，都证明了将军崖岩画画面中那些刻在石头上的禾苗不只是凿刻者植物崇拜的反映，更是五千年以前将军崖地区先民们稻作生产的真实写照。
人类栽培稻的起源地至今仍是学术界激烈争辩的课题。诸如：菲律宾说、南美说、中国云南说、中国浙江说等等。有关稻作的地下出土物越来越受到高度的重视，由于作为直接地反映原始先民意识的岩画中关于稻作的材料十分罕见，农学家、经济史家又没有能认真地对待这些资料，从岩画的角度去审视这样一个生    物遗传学问题的研究方法还没有被广泛地接受。
可是，将军崖岩画中的稻作图案毕竟是太平洋岩画群体中同类图案的唯一标本，它的价值显而易见。
   这些石刻的禾苗图案，必将是探索人类稻作起源的一个最新、最有意义的视角和出发点。

5.五千年前的家畜饲养

将军崖岩画中的动物头骨图案 　 　 中国连云港岩刻（动物） 　 　 　 连云港出土的陶器鼎足

作为最早开发农业的氏族之一，东夷少昊有着依附于原始农业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畜牧经济。地处少昊氏中心的将军崖岩画画面上那些丰富的家畜头骨图案正是这种经济规模的直接印证。     家畜头骨图案公证机关中于将军崖画的B组。处于星云图及太阳图形的下方，同发球一个画面，其间又稍有间隔。显然有标示天地空间的含义。如此构图，可以看出凿刻者的用心和立意：为了祭祀能够主宰农业收获、决定部落生命之源的天体，部落首领们奉上了他们认为是价值最高的劳动所得。      东方部族用动物头骨寓批量财富，是黄河下游新年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展掘得出的结论。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居民在埋葬死者时，大多要用猪的下颌骨作为殉物，以祈愿死者复生后的富有。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常把这种殉葬猪骨的出现，推断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先住民中出现了贫富分化的重要标志。 与将军崖岩画相距不到1000米的二涧村遗址，1959年，南京博物院考古队曾经两次发掘。除了在墓葬中发现猪的下颌骨以外，还发现四个或两个成组的牛角殉葬，整个村落遗址中，猪、鹿、牛、鸡的骨骼也有大量的发现。       将军崖岩画上鸟、牛、羊、猪、鹿头骨的描绘，除了写实，也有很多的夸饰和创意。眼睛、鼻孔都用深而大的圆孔表现出来。显示出粗壮、狰狞、健实。尤其是牙床的表现，宽大有力，体现了动物的血肉能为食用的先民增添力量。 编号为96、97的两个鸟头骨的图案被刻在动物头骨画面的最高处，几于太阳图案同处在一个水平位置上，认为这样的安排与凿刻者的鸟崇拜意识相关，是合乎情理的。        动物头骨图案中间杂着许多计数符号和圆坑穴。圆圈中一个很像“大”字的符号，在大洋洲岛屿的岩画画面上有完全相同的发现，它的含义是在记录着数量。圆坑穴的排列与A组画面中杂处于禾苗之中的圆坑穴几近一致，也有对祭祀次数进行计量的意义。       引人注目的还有，动物头骨中有一个蹄印图案，这是游牧部落中最为常见的图案，如内蒙古、新疆以及福建的一些岩画中皆有数量较多的蹄印图案。它的含意比较明确，是对动物增殖繁荣的一种炽烈的祈愿。它和计数符号、祭祀圆穴一样，都记录了原始先住民对家畜牧养业的经营实践。 家畜牧养是在农业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作物收获有了较多剩余的时候产生的，这是认为家畜的数量能够标示财富多寡的出发点。将军崖岩画画面集中地排列着数量较多的各种家畜的头骨，当是将军崖地区优越的农耕环境以及先民们近于成熟的农作技艺的一个有力的证明。         三个太阳图案与动物头骨图案之间还有一个清晰的农具图案，颇似耕作的犁铲。这种图案在羽山地区的另一个岩画点“太阳石”上也有发现，它的含义只能是农耕生产的见证。 大地上与人面相连的禾苗、与季节紧密相关的太阳星云图、表现耕作技艺的工具图案直至动物头骨图案的罗列，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巨幅的东方氏族的农耕画卷。其中，动物头骨图案最具特色，它映照着这个五千年前的东方部落所创造的划时代的辉煌。

6.五千年前的太阳

羿射十日的故事流传了几千年，可是，很少有人相信天上曾经有过十个太阳。将军崖岩画的面世，向已经走进了电脑时代的人们展示了三个光华灿烂的太阳，使掌握了现代科技可上九天揽月的当今人类目瞪口呆。 三个太阳呈三角形排列，也就是说，连接三个太阳图案的圆心，组成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一们研究古天言语的学者推断：如此排列，可能与原始人类为了借助日影测量季节的更换相关。     三日图，宽48厘米，在第二组（B组）画面中，无论是所处的中心位置，还是所占空间之大，皆十分引人注目。调查时，三个太阳图被分别编为B61、B62、B63。基本构图都是用利税线同心圆和外圆周边的一圈放射线条组成。B61的内圆直径为4厘米，外圆直径为10厘米有20条表示光芒的放射线。 因为阳光对于农作物生长的直接关联，几乎所有的农业部落都敬祀太阳。但是，像少昊氏这样对“太阳神”顶礼膜拜和深深眷念，是无可比拟的。这就是地处少昊氏中心地域的将军崖岩画和另一处太阳石岩画中太阳图像被特别强调的原因。 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太阳的故事很多，有一个关于尧帝派人到东方举行祭日大典的记录展现了一个壮丽的历史景观。      尧帝派治理东方的官员羲仲到羽山旸谷祭祀太阳并发展农作，是少昊氏崇祀太阳意念发展到顶峰的标志，也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仅在将军崖岩画B组的三日图上得到了印证，尤其在紧临海边的太阳石岩画上找到了更加集中、更加有力的依据。 无论是《禹贡》还是《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在记述祭日大典的同时，总是对这里的耕作技术津津乐道。也许这正是在将军崖三日图同一画面中为什么要有许多农具图案的最好的解释。     农具图案B65极像一把耕犁，从结构上看，十分简章，显示出明显的原始性。但已完全具备了耕犁的功能，成为几千年来并无根本改变的耕犁的基本形制，它在人类耕作机具史上的价值是很清楚的。较之B65、B92、B94、B57是更加粗拙和原始的农具。 更加简陋的农具是石斧、石刀和石镰（B87），这些沿用了数千年的生产工具与耕犁图案在同一处岩画画面上出现，揭示了这些几乎在世界各地新年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出土的工具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形态及其规模。而在以往大量的有关物质文化史的论述之中，皆没有能充分认识到石斧在农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与三个太阳图紧密相依的是三个圆圈图案，其排列的位置与太阳图十分相似，其间的大小差异也与太阳图一致。右上方另有一个圆圈纹B55。圆圈纹是太平洋岩画中常见的图案之一，岩画学者们对它的释解一般有两种，一是太阳，一是与圆涡纹相类。将军崖岩画上的这组圆圈纹，从其所处的位置以及伴存的图案分析，只能是太阳图。从造型上审视，它没有圆心，没有光芒线；从原始人类观察天体的史实上考虑，当与记录太阳的变化相关；从古史传说的角度分析，它是不是那些被后羿射落的太阳？      和人面、禾苗、星象乃至动物头骨图案一样，太阳图的周围，也散布着许多圆坑穴和符号圆点。它们是祭祀太阳的痕迹，也是祭祀过程的记录，甚至有表示祭祀次数的意义。 有一个不完整的人面纹饰在太阳图中出现，它可能喻示着天体祭祀中使用了人头或人血。东方氏族的血祭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的开端，盛行于对天体的崇祀。 以太阳图案为中心的这一幅蕴涵丰富的画面，环绕着人、兽、农具、符号和祭祀坑。重要的是，它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对天文学研究有着不可估量价值的五千年前的太阳形象，而是植存于五千年前原始人类心目中的太阳！

连云港太阳石岩画上的太阳图

7.疑是银河落九天

连云港市将军岩

   夜幕上的银河，光华万丈，高挂云天。千百年来，人们除了赞颂它那镶珠堆玉般的绮丽，还编织了一个情真意切的爱恋神话，给它装点了许多迷离的光泽，李太白也曾用它来比喻庐山的瀑布......可是，早在这些故事和诗文之前，原始先民已经在石刻上对九天银河作了精心的描摹。
    将军崖岩画画面中有三组石刻星图，最醒目的就是在B组画面西侧的长达6.23米的石刻星带，它顺着岩石的坡面，呈75度的倾斜挂到山腰。最奇异的是，这条刻有星座的宽约50厘米的带状岩面竟是乳白色的石英，而这50厘米的宽度之外，则是青褐色的混合花岗岩。交界处连成一体，本身就是同一块基岩。因此，这条石刻星带，无论是凿刻的内容，斜挂的态势以及刻面岩石的质地、色泽，都使人想到太空中的那条星河。
银河星带北偏东60度，被三根短线分成四个部分，自然科学史家以及北京古观象台的天文史学者们以为，这是为了表示周期的含义。
星带所刻，堪称是群星闪烁，我们还远远不能够充分地认识它。初步辩析，其中有表示月亮位置变动的图形：有时用圆圈，有时用复线同心圆，还有的时候用复线同心半圆......
表示北斗星座的图案受到天文学家高度的重视，它的斗柄指向东方。可知造刻者所处的位置是面向正北。我国古代特别重视天极、极星和拱极星，北方太空里夺目的亮星自然是造刻者最关注的描摹对象。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不仅能够用北斗指示方向，而且，通过它的斗柄的指向来计定季节。
    五千年的人能观察和记录星象？
是的，三皇五帝时代的先民们已经能够。正如《易经.系辞》所载：“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可是，在岩画上的星图被发现之前，人们发现到最早的星图是距今两千年前的洛阳西郊壁画墓中出土的星图；而石刻的天文图，最早的实物是绘在苏州的宋代碑石上的星图。
翻开历史可知，中国人对天文学的贡献令人惊叹不已。正如美国天文学家海尔所称：中国古人测天的精勤，十分惊人，黑子的观察，远在西人之前大约两千年......伽利略直到1610年才用望远镜看到黑子，1613年发表了他的观测结果。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始皇本纪》中说，始皇陵中“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可见，秦始皇的陵墓中有天文图，然而，现在还没有对始皇陵的主体部分进行考古发掘，秦朝的天文图是什么样子，我们还不得而知，至于史书中所说，战国时期甘、陕、巫三家的星图，至今也还没有获得能够发现它的线索。
    两千多年前成书的《周髀算经》也记载了一张“全天星图”，说它能反映出一天内和一年内夜晚所见星空的大致场面。
三国时期，吴国掌管历法的太史令陈卓还绘制过一张有283组、1464颗星座的“全天星图”......可是，迄今为止，这些人类天文学史上的重大成就还仅仅是纸上的辉煌，全无一点实物的发现。
    这样比较起来，将军崖银河星图的价值可以想见。毋庸置疑，它是世界上现今能看到的最早的一幅星图。
     时代确定以后，人们最关心的还是怎样去认识，这幅银河般星图里刻的究竟是哪些星座？
    北斗星座是人们最熟悉的星图。这在岩画画面中也有较多的描摹。可是，古天文学者对将军崖岩画中的这幅北斗星座图情有独钟。因为北斗星虽是恒星，经过长年的斗转星移，五千年前的北斗星座与今天的相比，还是有明显的变动，将军崖岩画中的这幅星图正是记录了这一最可珍视的变动，成为天文学研究领域里十分难得的资料。
和太阳一样，星云也受到少昊先民的虔诚的崇祀，北斗星座左上方的兽面以及散布在银河星带之间的众多的圆坑穴，正是十分明确的见证。从观测到记录、分析、应用乃至敬拜，这其间浸满了凿刻者及其族人的辛劳、智慧、期盼乃至执著的信仰。
五千年前的银河星图从天上挂到人间，从上古挂到今天。在这块350平方米的宽阔平整的原始天坛上，石刻星图——这条人间的银河与九天的银河相互辉映，展现着各自的绮丽和壮观。

8.原始的社戏

    如果说，几乎所有的太平洋文化圈中的民族都敬祀太阳，那么，东方民族对土地的眷念、偎依和崇拜却是独具千秋。
    看到作物在土地里生长，先民们对土地的“神”力感到稀奇。出于对丰收的盼求，对土地的依赖，奉大地为母亲的地母崇祀，是东方农业部落最具特征的一种原始信念。
    在三千年前的古文字中，“社”和“土”是一个字，可见“社”字是由“土”字演化而来。“示”和     “土”字的相加，组合成敬祀土地的意义，成为“社”，就是千百年来，遍布在东方的土地神。《白虎通》还批量社为祭祀社神的场所；《礼记.月令》更将社作为祭祀社神的节日——社日的省称。
    据《左传》记载，东方民族少昊氏地域有上千座社。这些社的遗迹，皆用一堵大石为“社主”，下以三块小石为足。众多的史籍皆对“社”有记载和描述。而巨石为主，小石为足的形制在《周礼》和《三国志》等书中的出现尽皆相符。
    历经几千年的风雨和战乱，社遗迹已经荡除净尽。现存的社遗迹多与岩画并存，那就是将军崖岩画中和太阳石岩画中的两处社遗迹。
1972年，徐州铜山丘湾的商代墓群里曾出土一块大石，墓群清理之后多日，当考古学家们意识到那块大石是一块社神石而奔向现场寻觅时，那位三千年前的社主已经被毁而杳无踪影。
好在保存下来的将军崖岩画和太阳石岩画中的社主是距今五千年的更加珍贵的社遗迹。
     将军崖的社主，与基岩生根连接。长420厘米，约合市制1丈2尺6寸，与史书记载社神石“长丈余”相近。两块小石，一块长220厘米，宽180厘米；一块长220厘米，宽140厘米，与基岩脱离，显然系由别处搬运而来。另有一小石，1957年被人当作普通的石料掀下将军崖，断去一部分，并已砌在民房上。残存下来的石块长150厘米，宽140厘米，厚38厘米。当年采石的矿工以及周围的乡民说，三块小石原来相互咬压在一起，搭叠成一个平台，平台下面是一个可容一人仰卧的小石棚，许多放牛的孩子都曾在下面纳凉或避雨。因为失去一块小石，现存的两块小石已不成平台和石棚了，1985年，残缺的一块小石已被运回原处，使得这位五千年前的社主神有了两条半的腿脚。
    《三国志》作者陈寿的史德深受历代史家的推崇，他的记录资料的可靠性也深得学人的依赖。正如他与诸葛亮有杀父之仇，而在写书时依然中肯地评价武侯一样，如今，他的关于社主神的尺寸以及“以下三小石为足”之形制的载述，又在将军崖岩画的社遗迹上得到了准确的印证。
在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史上，“社”受到东方行先民高度的重视，大者象征国家的命脉，小者也是地方的护卫之神。原始社会，先民们都要在社神石下祭祀天地，庆贺丰收。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围击卫国、攻取曹国，都以拔取卫、曹的社神石标志最后的胜利。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在《五经异义》中也记录了东方的主要民俗——祭祀石主。唐诗中还有一首《社日》的名句：“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20世纪的鲁迅先生更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社戏》。苏鲁的石干妈，江南的石婆婆......都是那千古“社戏”的孑遗。
    社戏，早在原始社会，就东渡到韩、日半岛。在韩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社敬祀的流布十分久远。哪怕是在今天的现代化都市汉城，一些著名的学府、集团、报社、商号以及重要纪念址前都立有“大将军”和“社树”一类的社主神，周围堆着众多的敬祀者所献上的祭祀石。社，作为一个基层单位或乡村地名，也在朝鲜半岛上被广泛地使用。在日本，社戏被袭承得更加具体和严谨。《日本书记》指述社神是“立国之第一大神”；日人松冈静雄将社神列为象征“地盘形成”的第一代大神，还将它奉作“国常之尊”；在现今的日本各地，社尢其名目繁多，社的礼仪也被浓郁地反复地渲染......这些都是千古社戏在广阔的时空范围中的频频出演。
     社戏的演出，众彩纷呈，既庄重肃穆，也热闹异常，四邻乡里，成群相结，呼拥于社所。后期的最简易的社所，也要在大树下立石或造屋，陈设着作为“社肉”的供品。香熏中燃着整块的香料，烟气缭绕。在礼仪过后，参加敬祀的族人还可以分用丰盛的祭品。那些以“猪、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鸭饼、瓜果之属，切作棋子片样，滋味调和，铺于饭上”的祭品，称作社饭。而社酒就更是不可或缺的“社戏”场上的唯一的饮料，如唐诗《社日》所写，到了傍晚，家家扶回去的那些醉人，自然就是畅饮了社酒的食客了。
     祭社时，必有社戏、社舞的演出，场地就是“庙台或野台”，鲁迅在《社戏》中写的是搭在水边的庙台。发展到后期，社戏的演出场景十分热烈甚至壮观，有宋人的诗文可以为证：
“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星。”
     “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
可是，最为庄肃甚至恐怖的社戏还是五千年前将军崖岩画上的祭社仪式：人们在社主神四周摆上各种动物的头胄和粮食谷物，在社神足上的几十个石记得圆坑穴里注满了牲畜乃至俘虏的鲜血......
这就是最具原始意义的社戏。

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遗迹中的社神足

　

9.东方人的鸟崇拜

将军崖岩画中的文字符号 　 　 　 　 　 　 将军崖岩画中的鸟头形图案

在全部太平洋岩画的画面所反映的动物中，没有一种动物能比鸟的数量更多。在亚洲，有韩国、日本、中国的江苏、福建、香港；在大洋洲，有澳大利亚、夏威夷和复活节岛，在美洲，有墨西哥、加拿大......这些地区的岩画中，都有大量的鸟的形象。     在为了生存的经济生活中，只有从事早期农业的先民最关心鸟，因为鸟的活动能预示季节的变换，这对作物的播种和收获至关重要。所以，鸟崇拜源于最早开发原始农业的定居的先民。     将军崖岩画处于十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村落的环绕之中，这些村落遗址中出土的鸟头形鼎足是黄河下游也就是东夷地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陶器。这种鸟头形图案在将军崖岩画上也有相同的表现。     鸟头人面是将军崖岩画中最有特色的反映鸟的图案。尤其是鸟王的面盘，头上刻有三根长长的羽毛以及圆形的装饰球。看到这样的图案，人们会马上将它的凤鸟头上的戴胜相联系，这种头饰的凤鸟形象在将军崖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有很多的发现。甚至《汉书》也记载说，昭帝始元三年的冬十月，有凤鸟在这一地区聚集。更早的史籍《禹贡》还记载，这一地区在周王朝统治期间每年都要向朝廷贡奉羽毛，所以，将军崖所处的山脉，当时就叫羽山。地方志的材料还证明，直到两千多年以后的明代，羽山地区每年还要向朝廷贡奉羽毛二万一千多根。     可见，将军崖岩画正处在一个鸟的世界之中，伴存着美丽的凤鸟群集的古史传说。 鸟王是凤，在成为凤鸟之前，它是一只凶猛能击杀扑打的鹰鸷或鹗鸟。据鸟类学家、上海自然博物馆动物馆长周本湘教授的研究，所有鸟的双目都是复视，只有鹗鸟和人的眼睛一样是双目单视。敏锐的视觉和击杀的强力是它能够征服鸟而成为鸟王的条件。将军崖上一个鹗鸟的面盘图案正是被将军崖先民视为鸟王，也视为部落的图腾。     从画面上可以看出，鸟王像、鸟图腾的圆睁的双目被将军崖岩画的凿刻者强调得特别着力。 将军崖所在羽山（今天的锦屏山、云台山），地处海，是南北迁徙的候的聚居地，生活在羽山地区的以鸟为祖灵崇祀的少昊羽夷部族中老人家，对鸟类禁杀、禁捕、禁食，又使鸟在这里得以更加地繁殖，类目增多，数量浩大。     如此，羽山地区既有一个动物世界中的鸟王国，又有一个人类世界中的以鸟为祖先的少昊王国。强悍的鸷鸟化作美丽的戴胜凤鸟，统治着这个鸟的天下。 少昊鸟王国不仅能够被详载于《禹贡》、《山海经》和最早的编年史《左传》，甚至曾经引起大学问家孔子的密切关注。     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羽山所在的郯国国王去鲤国的曲阜朝拜，鲁昭公设宴款待，孔子也在席间。看到郯子，孔子问：“少昊这个方国用鸟的名字来作为官职的名称，这是为什么呢？”对这样一个追溯几千年前历史的难题，郯子很自信地说：少昊是我的祖先，我知道这个掌故。过去，黄帝的部属用云来命名......少昊是鸷鸟建立的，又有凤鸟为王，所以用鸟名来命名少昊方国的部属，比如：玄鸟氏，负责分配供给；青鸟氏，负责国家的门卫；丹鸟氏,负责确定季节；祝鸠氏，负责民事农田；鷞鸠氏，担任司寇；鹘鸠，任搏谷；鳲鸠，任司空；鴡鸠，任司马......      好一个庞大的各司其职的国家机器！这无疑是原始人类鸟崇拜意念的最热情的反映，也是鸟崇拜体现在部落方国统治集团中的最高形式。在已知有关动物崇拜的所有材料中，将军崖岩画及其周边遗迹所标示的少昊氏的鸟崇拜，是绝无仅有的。

10.太阳石与祭日大典

连云港东磊太阳石岩画 　 　 　 　 　 　 　 　 连云港东磊太阳石岩画（落日）

清康熙五十年（1711）之前，今称云台山的羽山，一直泊于大海之中。所以，《山海经》说它“在海中”；《水经注》称它在海州的“东北海中”。苏东坡赞它是海上仙山；吴承恩则依托它描述了一座迷离神奇的孙悟空的海洞府。 羽山东麓，有一处俯临浩瀚的山峰，因山石峻峭，层峦叠嶂，人称东磊。     这就是被《尚书集解》的作者孔安国称作太阳升起之处的“嵎夷旸谷之地“。清代乾嘉学派的王良士指称它就是当年的羲和、羲仲举行祭日大典的圣地。 作为经学家，王良士立志要找到这处被古文经典反复赞咏的旸谷之地。他乘船泛海，在中国东部沿海搜寻了几十处海岛，得出的结论是： “云台在海中，周二百里，为嵎夷无疑。东磊面东为谷，四时旭日所照，奇峰怪壑，异草仙花，必羲和所居之旸谷也。”     我为王良士的才思敏捷所叹服，但我更为他的轻易推断而感到惊奇，因为他除了踏查和推测以外，并没有列出实物依据和审视当地先民的原始意识。这可能正是旸谷地望成为一个千古之谜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东磊太阳石的发现，为这个千古之谜的揭开带来了契机。 太阳石在东磊北侧的渔湾山顶，海拔150米，因刻有醒目的直径大到25厘米的太阳图案，当地的乡民世世代代都称作太阳石。     对于太阳石这个名字，任何一位熟悉《尚书．尧典》以及《史记．五帝本纪》的人都会立刻想到羲仲的东方祭日。较之早年成书的《尚书》，司马迁的记录比较通俗，我们虽不能完全清楚其中的涵义，但有关东方日出，有关崇祀太阳、星云和鸟以及少昊先民从事农作的史事却一看便能明白：      “帝尧者，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日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孽尾。”      太平洋岩画分布广泛，却极少有相关的上古文献作为印证和诠释。文字成熟很晚的太洋洲、美洲自不必说，就是被地方志记录过的牡丹江岩画、华安岩画、香港岩画以及被近代汉学家吴京锡记述的朝鲜半岛南端的岩画，大多晚到18世纪以后。有两千年前的古籍可资比照的岩画堪称绝无仅有，这正是东磊太阳石特有的价值之一。      遥想当年的尧帝，派人到一处僻在海隅的山谷去举行祭日大典并安排农艺耕作，决不是忽发奇想，盲目而为。羽山少昊部落那充满神奇色彩的太阳崇拜，足以使一个靠天吃饭、以农业经济为的夏朝古国的君王为之倾倒。羽山东磊地区的拜日礼仪，那些关于太阳的刻石记录，也足以使夏王朝的官员们眼花缭乱。 与炽热的太阳崇拜一样，少昊部落的农作技术在东方和中原皆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在分析九州风物时，对羽山的农业水利工程以及发展种植的条件皆备加赞誉。     所以，尧帝在命令部属到羽山祭日的同时，又要求他们定居在羽山，发展农作。在他看来，东方羽山农业的发达和作物的丰熟，是受之于太阳的“鸿恩“。 于是，这场在中华文化史上久负盛名的大典就在羽山东磊的太阳石举行。担任这一使命的羲和在完成大典之后，居然也成了少昊部落的成员。根据史籍所分析的少昊氏的世系，羲和是少昊孙颛顼的后代。《山海经》的《大荒南经》还明确地指述羲和是女性，她的一个令人震惊的壮举就是曾经生下了十个太阳。对此，民俗学家和古史传说的研究者有共同的解释，那就是，羲和氏又繁衍了十个崇拜太阳的部落，而他们都是少昊氏的后裔。      无论是参证古籍载述的史料，还是分析这场祭日大典的主祭人的背景，太阳石的凿刻皆早于那场著名的祭日史事。也就是说，先有羽山东磊地区相沿已久、盛行不衰的太阳崇拜，先有了反映日崇拜的太阳石岩画以及岩画作者所创造的农作文化，才会有祭日大典的举行，才会有夏王朝中心地域的先民东迁、定居并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的活动......     太阳石岩画促成了祭日大典，并且成为这场大典的祭坛，祭日大典又把太阳石的光华洒向九州方圆。